小说的兴起——或者现代性的出现，根本是一个道德事件。这一事件的故事梗概一句话就可以说完：原来有一位掌管生活世界的道德秩序、能分清善恶的上帝，如今，这位上帝被放逐了。被谁和如何被放逐的，还不清楚。不过，这无关弘旨。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后——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就成了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道德悖论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过程在道德上是井然有序的，像阳光普照的大地，万事万物的样子一清二楚，所以，人们不需要小说，有上帝给出的宗法性道德法则就可以了。如今，善恶分明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了，这些原则的制定者走了，生活世界中没有了可以让人分辨事物的阳光，只有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在灰蒙蒙的道德雾霭中，人们才需要小说。
小说能够发现、而哲学和科学发现不了的究竟是什么？是“在终极悖论”条件下，所有存在的范畴如何突然改变了意义？显然不是，因为哲学和科学也发现了这一情形。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并不在于它关注个别人的具体生活，甚至也并不在于它看到了上帝这位最高的道德法官退位后人生过程成了充满不可解决的悖论处境。“看到、触到、抓到现
这一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昆德拉的小说伦理学提出了什么样的德性？
在我们体味过一些小说家讲过的故事后，现在是来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了。开篇讲了这么一件事：现代的两位大思想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流布甚广的论断：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世界（或生存）被遗忘，这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在指出这一点以后，昆德拉跟着就反驳说：这种现代性论断只对了一半。
没错，现代哲学和科学热衷于构造形式理性的观念世界，遗忘了个人切身的生活世界。可是，在近四百年来的哲学和科学遗忘生活世界的同时，一种全副心思关注生活世界、勘察个人的具体生存的学问有声有色地形成了，这就是近代欧洲小说的兴起。生活世界中总得有某种思想要理解人的具体生活，小说就是这样的思想，它甘愿与一个人的生命厮守在一起，“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小说询问什么是个人的奇遇、探究心灵的内在事件、揭示隐秘而又说不清楚的情感、解除社会的历史禁锢、触摸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角落的泥土、捕捉无法捕捉的过去时刻或现在时刻缠绵于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状，等等等等。
“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昆德拉的这一断语差不多在说，小说的兴起是现代性的标志，尽管古时候已有叙事，但还不能称之为小说。小说是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另一面，上面印满了欧洲近代四百年中无数的个人生活的花纹，“小说的道路画出来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
昆德拉说近代哲学遗忘了人的生活世界，实为夸张。笛卡尔让思想的原则数理化，哲学思想才几乎主要成为自然世界观的表达，才变得与关乎个体的人生叙事无关。在这一意义上说，小说的兴起是近代科学世界观造成的结果还算恰如其分。但是，昆德拉难道不知道帕斯卡尔、伏尔泰、哈曼、赫尔德、基尔克果、费尔巴哈、叔本华、马克思、尼采？这些哲学思想家哪一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如果昆德拉不是对近代哲学思想的历史无知，这种忽视就是故意的。
昆德拉故意忽视近代哲学的非理性一面的理由，是否就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既然近代哲学思想家并非个个不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不是仅仅因为小说关注具体的人生。
究竟什么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昆德拉称塞万提斯为欧洲小说的开山祖，他以为可以通过回答“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想说明什么？”来回答这一问题。
据昆德拉说，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在其中找不到一种明确的、可以解决人生悖论的道德信念，只能找到一连串生命疑问。塞万提斯弃绝了对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的渴望，弃绝了宗法式的生活伦理的欲望：“在理解之前进行判断，诸宗教与意识形态即建立于此欲望之上”。说到底，塞万提斯的小说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肯定或认可了人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模糊性。这才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说在现代性这块铜币的历史花纹上刻写的道德纹章。小说的真正敌人，不是近代的哲学和科学，而是现代之前的宗教－道德伦理的生活教条：区分善恶和对生活道德明晰性的要求：当上帝慢慢离开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自己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出现在一片可怕的模糊之中；唯一的上帝的真理解体为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就这样，诞生了现代的世界，还有小说，以及和它一起的形象和范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模糊不清，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相对立的真理（这些真理被并入人们称为角色的假想的自我中），因而唯一拥有的把握便是智慧的无把握，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艺术》，4页）
好清楚，不是吗？这哪里是在讲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所谓的小说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