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的大趋势，简单说，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拨。这当然不是指我们的政策了，是指历史本身的趋势。反拨的政策是反拨的历史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也算我的宣言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推进经济上的改革，脚踏实地地干，不要讲空话，拼命地往前拱，在二三十年内，造成民主政治的稳固的经济基础。”焦莽安说着，脸上渗出汗珠，他的嗓门很粗，口才不甚流利，显得有些笨拙。他表述的思想显得很平常，谈不上精彩，而且三言两语太简单，连一分钟时间也没用了。
叶枫远比丈夫聪敏，丈夫的话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引起了某些人的轻视，这些她都感觉到了。丈夫不是思想家，他的长处是善于实践。他像台大马力的发动机，滚烫地、不知疲倦地突突突不停开动。只要有人为他规划出战略，他就能以其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来实现它。而在思想上，她远比焦莽安更深刻、更有才华。
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县的插队知青中，她也远比他引入瞩目得多。后来，他们共同在一个农村小学当老师。她也从未看起过他。然而，她渐渐地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行动力量——这正是她所缺少的，最后竟出人意料地嫁给了他。婚后，她不仅感到了他那火热的、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拥抱是有征服力的，而且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丈夫都成了这个小家庭的顶梁柱。盖新房，挖菜窖，拉煤，种菜，担水，一切都靠他的忙碌。进县城过河时，他每次都背着她过。她成了被娇惯的“小妻子”。虽然，她仍然比丈夫有思想，有口才，然而，她还是崇拜他。
现在，丈夫的话讲得很“柴”，她并不以为耻。到底是他开的头一炮。讲的不深刻不要紧，有她“补充”呢。“我补充焦莽安的思想吧。”叶枫抽了一口烟，伸手轻轻弹了弹烟灰，然后目光平视很从容地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苦果不是凭空结下的，它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累积而成的。刚才咱们看到的故宫就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它的颜色、格局、结构、造型，都集中表明着中国
委书记，或政策研究人员，他们被称为“改革稳健派”。当然，人们是自然而然坐成这样的，也并不很分明。还有许多较小的“思想集团”和个人，或散落于大群中，或三两一伙地簇集在亭子四角，处于四大集团间的“接合部”、“边缘地带”。
人们纷纷点着了烟。商易也掏出烟点着，猛吸了一口：“怎么着，又是三十秒冷场，这惯例就破不了？”他嘻嘻哈哈地说道，“关于大趋势，咱们讨论过，关于怎么办，诸位更是天天在研究，今天把大伙儿约到一块儿，是要正面接触一下。你们不讲，我可要开始了，我一张嘴，可就跑马收不住缰了。”
众人笑了，他也笑了。他太明白这种冷场是因为什么了，人人都在认真地考虑发表一个像样的演讲，神经便都板住了。他才不会这样煞有介事呢。他是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人们相互之间不很熟，恰恰给了他一个特殊地位：中心的地位，联络各方的地位，因而也是一个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他心中掠过一个思想：领导者，有时不过是因为处在一个中心的联络者的位置上而已。
他很满意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为了这种位置，他可以热心地做很多事，白天黑夜地张罗，累死都不要紧。但为了抵御别人侵占这种位置，他也时常有些狭隘的考虑。
她，张抗美，很认真地开口了。“我提个议……”她说。她长得不好看，满脸雀斑，又矮又小，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实际上她已经快三十岁了，而且在北京颇有知名度。她的几篇关于爱情婚姻的洋洋万言曾引起广泛反响。人们很难把她的相貌与她那笔锋犀利的论文统一起来。她与丈夫都是研究物理学的，丈夫已去美国留学，她也将出国。她明明知道那些初次见到她的人会因为她的相貌感到失望，她经常遇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失望，噢，你就是张抗美？她知道，此刻有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她就是张抗美？”她不在乎。她就是她。她是勇敢的，无所顾忌的，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要生活得幸福，首先要生活得勇敢。她坦然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咱们的讨论会最好采取走马灯和辩论相结合的方法。”
“什么？”人们都不懂了。
“走马灯，就是转着圈，每个人都简单扼要地发个两三分钟的言，这个言应该是你的思想宣言。但每人发布自己的思想纲领时，又不要互不相干，要和前面发言者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这就是和辩论相结合。概括起来就是：发表宣言的同时进行实质性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定要讲出自己的宣言。最后，人人都转圈讲过话了，我们就能在已经展开的思想面积上找到中心的争论，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
她的方案太卓越了。不愧为张抗美。她不是难看的小姑娘。她与她的方案都站立住了。
“我打头炮吧。”他，焦莽安，一个不足二百人的水泵厂厂长。胖而且壮，粗脖颈上一颗又圆又大的脑袋，已经开始秃顶，脸色红润，浓眉大眼，一股子热乎乎的憨厚劲儿。“你说完，我给你补充吧。”她，叶枫，焦莽安的妻子，是大学的经济系讲师，一个苗条干练的女人，紧挨他坐着。
夫妇俩坐在李向南身旁。他们曾和李向南在一个公社插队，是李向南的崇拜者。李向南感到左右簇拥着他的力量。他们讲话比自己讲话，更让他感到自己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