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宋国的一家人，有一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有人路经这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吴越地处海疆，守卫国土，主要靠海军。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
到了冬天，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yào，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割地封候。同样一个不生冻疮、不皲手的yào方，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看来，同样一个东西，人的聪明才智不同，用法不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是有没有，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会用，就能求名得名，求利得利；不会用，就只有世代倒霉了。
【按语】
古今中外，不要说已成历史遗迹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无法统计，就是作为国家的政体又有多少类型呢？氏族公社、奴隶制姑且不说，光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就有民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邦联制、多党制、一党制..虽然可以说，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也呈逐级进步的状态，如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后者总比前者文明、进步。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都不能说是最完美的。不仅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这就是《反经》一书主体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反经》一书的整个着眼点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yīn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yīn。yīn与阳在哪里？当yīn盛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yīn的当中；当阳盛的时候，yīn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有种子因素在好的里面了。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部下，爱集体，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不但行不通，而且会招惹祸患。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然是智；恰如其分地做事，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都要适可而止，才可以说是成熟了。”由这个道理看来，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不守本分。]
【经文】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yào者，代以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则其所用之异。]
其次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定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握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早已经事过境迁了，他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综上所述，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向哪些人显露。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因是昏乱时代，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用得好就天下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一治一乱，全在于人。
[荀子说：“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没有继续下去；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
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主义、法规，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