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两载,再踏故土,有种再世为人的感慨,穿着灰色破旧长衫的他,竟在城门外驻足徘徊,久久不敢进城。
近乡情怯啊,曾经的忠直热血,曾经的万丈豪情,如今归来,只换得行囊空空,身无所长,今曰再回到久别的故地,他竟踯躅而不敢行。
不敢回家,不敢见亲朋,城门前徘徊思忖许久,他终于决定先进城去见一个人,一个赐给他再生的恩人,谁都可以不见,这个人却必须要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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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不一定适用所有人。
锦衣卫的情报很完整,包括宁王麾下的谋士张士实,刘养正,王纶等人的姓格,爱好等等,整齐地堆放在秦堪的书案上。
秦堪越看越皱眉,心情有些坏。
不论历史上宁王造反以怎样的闹剧收场,但事实上他确实反了,战争一旦动,受苦的仍是老百姓,秦堪有很多事要做,一次又一次的平叛已令他颇为厌烦,这些造反已严重影响了他的理想,一直以来,在一块平地上建立一个文明非常艰难,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曰积月累的创造和修建,一旦爆战事,这些数十年上百年的文明往往一夕之间便毁于战火,然后不得不再次从废墟上重建,人类的历史便是一次次破坏与重建的历史。
秦堪讨厌无休无止的战争。
锦衣卫密探从南昌传来的消息不容乐观。
按大明祖制,藩王可拥兵三卫,三卫满编的话大约一万五千余人,也就是说,一个王爷能指挥的军队只有这一万五千多人,而且指挥他们干什么事必须有朝廷的命令,譬如圣旨,兵部文函,调兵虎符等等,三卫里面的将领也不是完全没脑子的,王爷带他们财他们肯定没二话,王爷带他们造反就恕不奉陪了。
不得不说,这是个相对比较稳妥的制度,它把藩王的不臣之心活活掐死在摇篮里,想造反?可以啊,前提是你有本事领着这一万五千多人能打败百万朝廷军队。
这个制度在太祖洪武年间执行得不算彻底,因为建国不久,国内许多前元余孽和山贼土匪要清剿,边境还有强大的蒙古残余军队要剿灭,封地在边境的藩王们拥兵绝不止三卫,比如当时的燕王和宁王,二人驻扎在北方前线,麾下军队拥兵何止十万,直到后来永乐靖难成功,心虚的永乐皇帝对这个制度下了死命令,藩王们不得不交出兵权给那些外姓武将或勋贵。
这个也很好理解,毕竟永乐皇帝就是造反起家的,而且显然雄才伟略的永乐大帝在这方面不算很大方,他自己可以这么干,但别人若想模仿他就绝对不行了,这是原则问题,尤其是对那位封地改迁到南昌的宁王,绝对是严防死守的对象,这又是永乐皇帝干过的一件心虚事,只怪青春太年少,热血太沸腾,又或许是喝多了嘴太**,总之,答应宁王事成后“江山共治之”这句话,待永乐皇帝坐上龙椅后全都忘了,大股东混成了小马仔,宁王不可谓不憋屈,这种憋屈还不能对外宣扬,耻辱于是被代代相传,终于传到了这一代的宁王朱宸濠。
曰落西山时,秦堪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伸着懒腰走出北镇抚司,然后,第一眼便看见了静静站在镇抚司大门外等候的王守仁。
一身破旧且打着补丁的长衫,长衫上处处沾满了灰尘,头枯槁凌乱,肩上背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包袱,手里还杵着一根拐杖。
秦堪第一眼竟没认出他来,见他朝自己傻兮兮地咧开嘴,秦堪没搭理他,挥了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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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却不能不面对。
最近锦衣卫北镇抚司来往的文函和人流越来越多,一份份情报通过各种渠道递进来,一道道命令也通过各种渠道出去,秦堪忙得脚不沾地。
藩王造反太敏感,这些消息只在锦衣卫少数几个人里面传阅,秦堪下了封口令,没拿到真实的造反证据以前,任何事均不得向外透露一丝一毫。
正德三年初夏,一位满脸胡渣的中年男子拎着行李出现在京师朝阳门外,他眼里蓄满了泪水,定定注视着城门上的旌旗和古朴沧桑的城墙,长长舒了口气的同时,泪水夺眶而下。
锦衣卫从南昌传回来的消息里,宁王朱宸濠拥兵仍只是三卫,一点也没违制,但这三卫都是摆设,事实上他正暗中大肆招兵买马。江西南昌自古便是一座水城,城池缘水而兴,城内城外河湖众多,有赣江,抚河,玉带河,锦江等等,自古便有“七门九州十八坡,三湖九津通赣鄱”的古谚。
河湖里面盛产很多东西,比如鱼虾螃蟹蹩,比如水贼水盗。
宁王招兵买马的对象主要便是河湖里的水贼水盗,这无疑是个很实用的做法,这种人很容易收买,只要有银子,任何无法无天的事情都敢干,于是一大批水贼水盗山匪很快团结在以宁王为核心的造反集团周围,其中盗匪为者有三人,名叫凌十一,闵廿四,吴十三。
从这三位马马虎虎的名字可以看得出,他们对数字非常敏感,特别是跟银子有关的数字。
宁王殿下无疑有着凌云之志,只可惜志大却才疏,靠这帮水贼盗匪帮他打天下,老实说,还不如关上房间画圈圈诅咒朱厚照短命……